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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家店之兴衰

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作者:李申 时间:2004-8-31 13:10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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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孔家店”作为一种比喻,是指儒家的是思想体系。在独尊儒术的封建时代,“经营”儒家思想的店堂,主要有三套系统:一是太学或称国学系统,二是书院系统,三是孔庙系统。他们的存亡,是“孔家店”兴衰的标志。国学的兴盛据儒者说,孔子以前,是学在官府。而且三代时,学校完备,教育成效卓著;人们都循礼守法,几乎无人犯罪。只是周末世衰,才出现了孔子等私人讲学。

  三代时候教育情况如何?实际是不甚了了。可靠的史实是,汉武帝独尊儒术,治公羊学的丞相公孙弘才正式提出,为五经博士设置弟子五十人。这是独尊儒术的国家办学的开始。后来逐渐增加,一百,数百,上千,数千。东汉太学,最多时有三万人。

  汉代以后,国家的学校屡有变迁,学生数目也时多时少。大约单是国家办学不能满足需要,晋代的官员就已经在地方兴办学校。大将谢石、儒者曹思文都建议在郡县办学,但未及实行。北魏时期,由朝廷下令,在地方兴办学校。将郡分为大、次、中、小四等,其学生名额依次为一百、八十、六十、四十。覆盖全国的儒学教育系统全面建立起来。经过隋唐宋明,这一系统发展得更加完备。不仅府、州、县有学,驻军的卫所也建学,里社也建学。《明史·选举志》描述明代学校教育的盛况说:无地而不设之学,无人而不纳之教。庠声序音,重规叠矩,无间于下邑荒徼,山陬海涯。此明代学校之盛,唐宋以来所不及也。

  唐代国学中,最多时有八千人,周边国家,都有弟子到长安求学。其盛况被认为是“古昔未之有”(《旧唐书·儒学传》)。而明代的儒学,又为唐宋所不及。据《明史·选举志》统计,学校仅教官就四千二百人,学生数量则难以统计。

  清代儒学,基本上沿袭明制。由于人口增多,其盛况就更过以往。

  书院的兴盛私人讲学之风至少开始于孔子或者孔子时代,汉代在太学极盛时期,私人讲学之风也极盛。正史所载,私人所收学生,动辄也有千人甚至二三千人之多。此后的隋唐宋明时期,私人讲学之风也长盛不衰。

  然而书院之设,却不由私人而来。据笔者所查,正史所载,“书院”最早为唐玄宗所建,本是整理书籍的机构,并且是建在宫中,后来才演变为讲学的场所。其后书院也大多由国家官员兴办,书院的经费也大多由国家承担。所以是国学之旁的、国家的教育机构。
宋代书院已很兴盛,著名的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,至今仍然名闻遐迩。到了明代,所谓“嘉隆之间,书院遍天下”(《清史稿·儒林一》)。由于书院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,曾遭到当时执政者魏忠贤之流的禁毁。其中尤以首善书院和东林书院被毁事件震动巨大。

  清朝初年,在广建学校的同时,书院也得到了恢复。“各省书院之设,辅学校所不及。初于省会设之。世祖颁给帑金,风励天下。厥后府、州、县次第建立。”作为国家兴办的第二教育系统,在为国家育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:“儒学浸衰,教官不举其职,所赖以造士者,独在书院。”(《清史稿·选举一》)此处所论或许有所夸大,但书院对于清代教育起了很大作用,则没有异议。
学校也好,书院也好,是国家设置的。独尊儒术的国家,也就是学校和书院的主宰,或者说,是孔家店的经营者和掌门人。但是后来,经营者自己感到,这个店无法开下去了。

  国学和书院的倒闭

  鸦片战争之后,师夷制夷之策深入人心。先是购买洋枪洋炮,后来就是办洋务,包括开办学堂。学堂起初数量少,规模也不大,不足以和原来的学校、书院抗衡。但是时势迫使人们改变着自己的主张:自甲午一役,丧师辱国,列强群起。攘夺权利,国势益岌岌。朝野志士,恍然于向者变法之不得其本,侍郎李端棻、主事康有为等,均条议推广学堂。(《清史稿·选举二》)1898年,戊戌变法开始,光绪皇帝下令各直省督撫,“将各省府厅州县大小书院,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校”,“各书院经费,尽数提作学堂经费”(同上)。书院作为旧教育制度的重要基地,首先遭到了废弃。

  戊戌变法失败了,这道命令的实行情况当不是很妙。但是,此后中华民族面临的,是更大的灾难:“未及,八月政变。由旧党把持朝局,卒酿成庚子之祸。”这时候,镇压了变法而“把持朝局”的“旧党”自己要变法了。首先是袁世凯,要求恢复新式学校。此后就是“两宫回銮。以创痛巨深,力求改革”(《清史稿·选举二》)。是所谓“庚子之祸”,使那些“旧党”也感到了深切的“创痛”。于是“回銮”之初,就下令“切实举办”那被他们毁掉的、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校。

  然而数年之间,新式学堂的兴办并不顺利,不少人在观望。这时,孔家店的经营者意识到,新学堂的兴办不顺,是因为孔家店的存在。1905年,袁世凯、张之洞联合上书:科举一时日不停,士人有侥幸得第之心……民间相率观望……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,学堂有迁延之势,人才非急切可求。必须二十余年后,始得多士之用。(《清史稿·选举二》)

  国家的危机,日甚一日。为了迅速造就人才,他们建议“宸衷独断,立罢科举”。第二年,即1906年(丙午年),朝廷下诏,“停止各省乡、会试及岁科试。……于是沿袭千余年之科举制度,根本刬除”。

  由于科举不再是进身之阶,儒家的经史也就无人问津,原来的国学也就和科举同时被废了:三十一年,监臣奏于南学添设科学,未几,裁国子监,并设学部。……而太学遂与科举并废云。(《清史稿·选举一》)

  《清史稿》的作者认为,这是一个“大关键”:嗣后学校日渐推广,学术思想因之变迁,此其大关键也。(《清史稿·选举二》)

  不论《清史稿》作者的立场如何,这个评论是正确的。所谓“大关键”,事实是一场近千年来最深刻的教育革命。这个革命,是由那些最反对这场革命的人们完成的。由反革命来完成革命,说明这场革命是非进行不可了。孔庙的被废书院和国学倒闭之后,孔家店还有孔庙一个分店,作为国家精神的象征。与此相关,新的学堂里还要尊孔读经,作为“立国的基础”。然而,辛亥革命爆发了,新的共和国不祭天,也不祭孔。庄严神圣的天坛不久辟为人民公园,孔庙则被改成新式学校或兵营。在一段时期里,由孔教会诸公所办的各种杂志,不断报道孔庙被废的消息和对此千年巨变的哀悼。他们指责新人物对孔庙“扫穴犁庭,唯恐不尽”;“毁拆圣庙”,“举国若狂”。使孔庙“荆棘弗剪,榛莽塞途”,“至以黌舍为驻兵之地,泮水为饮马之池”。文庙之中,“兵队杂居,学生寄宿。甚或改作新剧团,演唱戏剧;或占为女学校,晒晾秽污。触目伤心,令人垂涕”。出巡所见,“各县孔庙,类皆頖壁荒凉,门庭污秽。鞠学宫为茂草,委礼器于荆榛。甚或窭乞栖迟,牧樵游憩”(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:《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》)。

  当年张之洞作《劝学篇》,主张将十分之七的佛寺道观都改作学堂;康有为变法,更要求将所有淫祀庙宇包括寺观都改作孔庙。戊戌变法之中,这些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。然而现在,同样的命运又落到了孔庙头上。孔家店的最后一座分店由于无人经营而自动倒闭了。现存几座孔庙,不过是幸存者。而且也不再是祭祀的庙堂,而成了文物,成了旅游的场所。反思如果把国学、书院和孔庙分别比喻为孔家店的三个分店,则其中两个分店是自己倒闭的,一个是遭人废弃的,都不是别人打倒的。倒闭的原因,不仅是经营不善,而且是内容的陈旧,不能适应新的需要。儒术的功能,虽然今天可以说它是道德渊薮,思想源泉,但当时之所以要独尊儒术,乃是要用它治国平天下;后来之所以沿袭不改,也是因为要治国平天下。佛教、道教都不行,虽然它们自己可能不那么认为,但比较起来,还是儒术优越。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,儒术越来越不行了。它曾经有过两千年辉煌的历史,这辉煌永远都是中国人的骄傲,但面临新的世界,它不行了。国不仅不治,而且将亡;天下不仅难平,而且大乱接踵。这就像一个功绩卓著的老国王,虽然有过辉煌的历史,但现在老了,该退休了。世界上的道理不论多少,毕竟生存第一。于是经营者自己宣布破产,掌门人为中国另谋出路。

  孔家店掌门人宣布破产,为中国另谋出路,也是要保住自己的生存,却没想到这新的出路也造成了自己的灭亡。虽然“伤往事”已于事无补,但我们还是要说,中国的历史应该记住,当年的顽固者,并没有顽固到底。

  至于孔庙的废弃,是那两个分店倒闭的必然结果,早晚要发生的事情。儒术既然无人经营,要像让人们依旧虔诚于孔庙祭祀,是不可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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